云山铺内“生韩境”，梦笔生花“彩笔巷”

    ——探访博鱼校友、海交史家和考古家吴文良故居及吴幼雄先生

张洵君

作者

张洵君，清华大学华商研究中心研究员，贵州省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贵州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全国金融系统青联委员。博鱼94届校友，1994年以全省领先的高考成绩考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贸易系，曾任基石资本副总裁，曾于北京大学攻读科学技术史博士学位，2012-2014年于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从事经济史博士后研究。

 

吴幼雄先生是我妈妈就读泉州七中初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任教老师，住在泉州县后街彩笔巷，我小时候住在北门街，逢年过节数次跟着妈妈来吴先生家中拜年，只是当时年纪尚幼，对吴文良（曾任博鱼教师）、吴幼雄先生的文博成就毫不知晓。一别经年，光阴荏苒，2021年4月8日，我在拜访泉州花桥慈济宫之后，就和妈妈再度来到年近八十五岁高龄的吴幼雄老先生家中。

 

 

云山铺内“生韩境”，梦笔生花“彩笔巷”

彩笔巷长不足百米，只有10多户人家。“泉州地情系列”《泉州古城名街名巷名居》里提到一则趣闻轶事——相传当年欧阳詹曾在彩笔巷租住过，曾在某日梦中见到彩笔生花，后来上京赴考，果然与韩愈同登“龙虎榜”，中榜眼进士，成为国子监四门助教。”该则轶事或许从无考证，但是民间传说，民间故事作为文学、宗教和民间思维的表现形式，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蕴和哲理蕴涵。民间传说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中国历史车轮行至中晚唐时代，“直到八世纪末，福建还从来没有出现任何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知识分子”，八闽大地急需“梦笔生花”，整个闽南盼望着欧阳詹的“彩笔”。欧阳詹是怎样“开八闽文教之先”，如何能在公元792年与韩愈同科登“龙虎榜”中榜眼进士？我今日重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陈弱水先生的《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一书，尤其是书中《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这一篇章以求启发。

 

 

欧阳詹这一场“梦笔生花”点触了唐宋变革的滨海中国文化崛起。朱熹盛赞欧阳詹“事业经邦，闽海贤才开气运；文章华国，温陵甲第破天荒”。欧阳詹“梦笔生花”“在往后的两个世纪，这里形成了一个活跃的知识阶层，到北宋，已是中国最主要的士人文化区之一。学者统计，北宋一代，福建路共中进士2600名，居全国之冠，远多于第二位的两浙西路。两浙西路即南方传统文化核心区三吴之地（苏州、常州、湖州等），有进士1444名。事实上，北宋福建进士的数目，超过浙东、浙西的总和。这个惊人的变化，无疑与闽中士人在晚唐五代的崛起有关”（陈弱水，2000）。

看“梦笔生花”开出怎样的结果？“彩笔巷”旁是北宋名相韩琦的出生地，“彩笔巷”在明清乡里制度“隅图铺境”的基层组织属于“云山铺-生韩境”，“生韩境”的范围包括“从钟楼至谯楼的中山北路两边、驿内巷、连理巷、米仓巷口以南的县后街、彩笔巷。境庙生韩庙,因北宋大臣韩琦出生于此而得名，明万历年间设神牌祀之，附以晋江县城隍,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县城隍庙改建,改祀秦大帝,庙在连理巷口南畔，西向，面临街。”（王铭铭，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三联书店，2018）。“明朝许多文人寓居在此巷”。“从世居彩笔巷的《顾氏族谱》所记载的一系列科举人物上亦可印证当年人文之盛。”

还有一则吴老讲述过的民间故事——施钰是施琅的后裔。清道光年间，施钰迁居泉州西门隅。当时施钰曾经到通淮关帝庙抽签问卜安宅，解签人告诉他：北山门下好安居。而这时施钰由于西门城隅宅第刚刚落成，不便再迁。一直到了道光十五年，施钰相中了晋江县署后的云山北坡，即彩笔巷南的一大片土地，于是再筑新居，并作了《生花草堂》诗：“我是村庄漫赏奇，款题名取义山诗；草堂何有生花梦，巷可流芳铭昔时”。吴老考证过“施钰，道光年间拔台湾贡生，授盐课大使，在鹿港和泉州城内彩笔巷均有家宅。有《石房樵唱》四卷诗集存世。经常通过晋江县深沪港与鹿港往来。”施钰在彩笔巷的新居筑有楼台亭榭、井、假山鱼池，院落则间隔以瓶形、葫芦形、芭蕉形的门窗，院中还栽有荔枝、龙眼、碧桃、腊梅、佛手、枣、柿、松、竹、梅、兰……，他在《书叶楼》诗书写这美好的家园风光“陈紫江红荔灿园，绯桃碧枣恰当轩；深秋木落霜沾柿，书叶楼头噪鹊喧”。施钰的故居一直保存到20世纪初，后来，因为战乱挖掘防空工事，才遭彻底破坏。施钰客居台湾为官，正遇鸦片战争，他忧心时局、怀念家园，还曾写了这样一首诗“客居回忆北山幽，当户朝看滴翠流。彩笔未逢花入梦，萱堂焉得草忘忧。终天奚止三年痛，辽海重为十渡游。心事交愁人事警，仲宣作赋独登楼。”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吴幼雄先生的父亲吴文良，是考古专家，海外交通史家，曾任教于晋江县立中学（现为博鱼），吴家老房子正是施珏的故居。“记得孩提时曾随家父拜会过一位身材修长而清癯的外地和尚，这位和尚也曾造访我家，在我家的庭院里仔细审视琳琅满目的古代伊斯兰教、基督教、婆罗门教、摩尼教和佛教等多种外来宗教石刻。长大以后，方知这位和尚就是弘一法师”。(吴幼雄：弘一大师与泉南佛国的因缘，原载于：泉州市弘一大师学术研究会编《弘一大师纪念文集》，海风出版社，2005年)

宗教石刻——收藏、保护、研究——老房子的故事很多、很长——

 

两代人致力研究中外交通 一本书经典谱写宗教石刻

吴文良 （传记）

 

吴幼雄提供材料，杨清江整理

 

吴文良，泉州市区人，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生于贫苦手工业家庭。中小学时代奋志砺学，民国4年(1915年)泉州培元中学肄业，在南安洪濑医馆当佣工。民国7年(1918年)复于集美师范学校就学。民国12年入厦门大学生物系，半工半读。民国15年(1926年)鲁迅南来厦门大学任教，文良追随鲁迅。后鲁迅赴广州中山大学任职，文良与同窗同船伴送鲁迅至汕头。因父亲去世，经济拮据而中途辍学。19年(1930年)与泉州著名菲律宾华侨、同盟会会员陈光纯之三女陈淑美结婚。

民国15年厦门大学考古团著名史学家张星烺、艾克(德国人)等到泉州考古。回校后，张星烺在厦大生物院作“泉州中外交通史”学术报告，激发文良对泉州的历史文化遗存的热爱，下决心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调查，搜集和研究。

从民国16年(1927年)开始至1958年，文良先后在省立晋江中学、集美中学、安海养正中学、晋江县立中学，泉州培元中学、泉州凌霄中学和泉州高级中学等学校任教。业余时间对古代侨居泉州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中亚、西亚各国人和欧洲人遗留下来的宗教石刻，进行认真系统的调查、搜集和研究。民国25年(1936年)4月，参加著名人类学家、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林惠祥组织的泉州中山公园“唐初古墓葬”的发掘工作。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下令拆除沿海十一县城的城墙，泉州城拆除时，许多古代宗教石刻纷纷出土，文良到处踏勘，了解石刻出土情况，相机收集或出资购买。文良以微薄的教员薪水收入，除维持一家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外，紧缩家庭生活费用的开支，用以购买宗教石刻构件。抗战胜利后，有人挖掘城垣基础石料出售，宗教石刻大量出土。文良虽殚心竭力设法抢救，收集保存，但限于个人经济能力，许多极有价值的文物，仍被拍卖，用作建筑材料，保存下来的不到十分之一。

民国33年(1944年)文良把多年来抢救出的古代外国人宗教石刻辑录为《泉州古代石刻集》一书，因经济条件不允许未付梓行。民国37年(1948年)，英国人约翰·福斯特，借帮翻译阿拉伯文、叙利亚文为名，到文良家暗中拍摄十多方石刻照片，擅自于1954年在《英国皇家亚细亚杂志》发表，文良对此骗窃行径，曾予揭露。1949年初，《泉州古代石刻集》第一次问世，加附图片，文良自撰前言铅印数百份。

收集墓碑，昔为士人所不齿。但文良却不以为然，孜孜不倦埋头搜集和研究。他经常利用课余时间，踏遍泉州各城门的城基础挖掘工地。每当收集到有价值的宗教石刻时，立即刷洗，并作文字纪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重视文物保护。1949年11月，有人乘机乱挖城墙基石、古墓石头，泉州灵山圣墓眼看有被破坏的危险。文良等向晋江县长许集美反映，县政府立即发出布告，加以禁止，灵山圣墓这个泉州重要的回教文物终于得到保护。

人民政府重视文良的学术成果，支持他的宗教石刻研究工作。在林惠祥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文良把《泉州古代石刻集前言》寄中央文化部，很受文史学家、副部长郑振铎的重视。1954年3月，郑振铎到福建访问，据《郑振铎年谱》云，“在福建泉州时，曾特地去看望一位普通教师、宗教石刻收藏家吴文良，使他受到鼓舞。后并介绍吴与郭沫若、范文澜、夏鼐，尹达、陈梦家等历史考古家结识。”

随后，文良把二十多年来搜集、购买的154方古代泉州外来宗教石刻捐献给国家。10月16日，郑振铎“亲自书写《褒奖状》致吴文良：‘吴文良先生爱护祖国文化遗产，以三十年心力搜集的有关中外交通史料泉州石刻一百五十四方捐献国家，特予表扬’”。以后，文良第二次捐献外国宗教石刻二十多方。1954至1957年间，又协助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充实展品，协助厦大考古系师生到泉州进行实习。1955年1月，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各国华文报刊发表题为“泉州吴文良捐献三十年来收集石刻”电讯，充分肯定文良的贡献。

1956年，文良应中国科学号考古研究所的邀请，到北京编著《泉州宗教石刻》一书。1957年，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全书八万多字，图文并茂，附有近两百幅图片，书中采录宋元时代外国人遗留在泉州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和天主教)、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明教)和佛教等的宗教建筑遗物和墓葬碑刻，其中有阿拉伯文、古叙利亚文、古拉丁文和中亚、西亚古文字。为研究古代泉州中外交通史、宗教史、外侨史、民族史、艺术史和中亚、西亚古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枓。1985年，郭沫若致信文良，说：“最近，苏联科学院要出版一本《世界通史》，决定收集中国历史重要图片100图，要你选择《泉州宗教石刻》15幅图片，以便载入。仅泉州即占百分之十五。”1961年，郭老莅临泉州时接见文良，鼓励他继续努力。1962年，陈毅副总理出访非洲前，偕夫人张茜到泉州视察，对《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表示赞赏。吴文良即从亲友手中找来八本赠与陈毅副总理。英国著名科技史家、英中协会主席、《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著者李约瑟教授说，“我活到这么老了，能看到泉州这么多的十字架石刻，死也瞑目了”。日本顺天堂大学、教育大学语言学教授村山七郎，致信郭沫若院长，称《泉州宗教石刻》是“极为重要的文献。”日本史学家榎一雄教授则说，《泉州宗教石刻》“是有关外国人遗物最有系统、最全面的集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报》编辑部主任、研究员黄展岳说，《泉州宗教石刻》“必将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历史价值。”

1958年文良从泉州市第五中学调到文博部门工作，为筹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海交馆成立后，他负责编写陈列提纲。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泉州海交馆正式开馆展出。同年文良参加修缮东门外灵山圣墓，重修石回廊和石亭，重修开元寺大雄宝殿屋架，参加莆田沿海的海外交通史迹社会调查，首次把《祥应庙记》碑的“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国”的史料，作为海交史料披露于世。1962年，文良参与泉州郑成功纪念馆的筹建和在厦门大学举行的郑成功复台三百周年学术讨论的筹备工作，又参加晋江陈埭回族丁姓和惠安百奇回族郭姓历史的社会调查工作。1963年夏，参加南安县文化局主办的九日山摩崖石刻的清理工作。1964年，写成十万字的《九日山摩崖石刻考证》(油印本)，其主要部分发表于《文物》杂志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夏鼐，称赞文良此举填补了中国海外交通史的空白。

此后，文良继续参阅大量资科，汲取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泉州宗教石刻》认真进行修改和增补，并于1965年完成初稿。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文良在极左路线迫害下，于1969年6月含冤而逝，年67岁。

1978年9月，中共泉州市委为文良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肯定他一生的功绩。

——原刊载于泉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泉州市志人物传稿，第5辑，现代人物专辑》,第42页

 

 吴文良是“填补我国海外交通史研究空白的人”——夏鼐 

 

 

梦里依稀慈父愿 ， 彩笔诠释刺桐碑

 

 

《泉州宗教石刻》，吴文良原著  吴幼雄增订，2005年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夏鼐得以平反。恢复工作后，他立刻让《考古》编辑部主任黄展岳前往吴文良家，了解《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的进展状况。想不到，吴文良已于“文革”中去世，接待他的是吴幼雄。他解释道，石刻都已经被抄走了，事实上有一小部分资料他带到学校去藏起来保护下来了。书也没有了，当时被造反派收到一起不知道是烧了，还是弄到哪里去了，搞不清楚。黄展岳提出：“一定要抢救！”吴幼雄回答：“尽力吧。”从前，他一直只是协助父亲工作，而从那一刻起，他正式接过父亲的工作。随后，吴幼雄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的支持下整理收集资料，并被借调到考古所……”

“1957年，《泉州宗教石刻》首发出版，但只是薄薄的一本，只有图片，研究文字很少。因为那时限于研究条件，石刻上的许多文字还没有被破解。”吴幼雄曾向泉州网记者回忆说，《泉州宗教石刻》出版后不久，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一直鼓励增订再版。夏鼐是陆上丝绸之路研究的权威专家，他十分看好海上丝绸之路研究的前景，认为《泉州宗教石刻》十分有价值。遗憾的是，之后吴文良不幸辞世。在夏鼐等人的鼓励与支持下，吴幼雄继承父亲的遗愿，着手《泉州宗教石刻》增订工作，几经波折，直到2005年，《泉州宗教石刻（增订本）》在各方的关注下正式出版，新增了许多发现和研究成果，共计977000字，页码也由原来的100多页增加到674页。

吴幼雄先生的贡献，详见《泉州宗教石刻》的历程与创新——宋元时期泉州多元宗教和谐共处的历史见证》（郭志超，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5月）

 

吴幼雄先生曾说“这些碑刻，在我眼里，不是棺槨，不是文物构件，而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在即，势必成功。文明！今天的我们，如何来理解作为宗教碑刻研究学家、海外交通史家的吴幼雄先生所说的文明，以及我们自身是怎样认识文明。先生的考证和我们对史学的想象力、对社会的想象力是否能够形成默契，如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并臻于统一？尽管老先生所居的彩笔巷长不足百米，但是历史的书写，却是一条长长的彩笔之路。